耳朵：轰鸣在接听千余个电话后
每天4时30分起床，23时30分下班，每年春运崔章丽都要经历 “两头黑”的日子。
昆明站问询处，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崔章丽每天要在这里工作近20个小时。一张桌子，一部电话，一个窗口，接听1000多个电话，说上1万多句话，崔章丽每天感到耳根发热。
“您好！2月1日发往重庆的K160次列车卧铺票没有了，硬座票还有。”
“您好！到上海可坐K740次、K182次、K80次，请问您想坐哪一趟车？”
近日，记者在问询处采访崔章丽时，不时被电话和问询的旅客打断。崔章丽每一次回答都温馨、得体。
“一天说1万句话其实没什么，关键是耳朵难受，每天回到家躺在床上，耳朵轰鸣。”崔章丽揉着耳朵说。
“春运结束后，我要找一个清静的地方，睡上三天三夜。”当记者谈及春运结束后应该好好休息时，没想到崔章丽这样回答，言语中充满了对安静的渴望。
眼睛：浸冷水确保清晰监控
1月30日6时，昆明站七楼洗漱间里，王燕把脸浸在冰冷的水中，一动不动。一会儿，她抬起头来，抹抹脸上的水，再次浸入。反复几次下来，映入记者眼帘的是一张冻得苍白的脸和一双充满血丝的眼。
王燕是昆明站综合指挥中心监控员，在她面前的桌子上和墙上，一共有大小10个电脑显示屏，播放着21个不同画面，监控着全站的156个摄像区域，她一次要在这里工作近20个小时。
“春运期间，旅客携带的行李太多，归家之情急切，在乘降过程中可能出现拥挤和踩踏，小孩也很容易走失，我需要及时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通知相关人员赶往现场，其间我还要一直关注事件的发展。”王燕一手熟练地切换进站口、候车室、站台等处的摄像头画面，一手扶了扶眼镜。
“你戴眼镜多久了？”注意到那瓶底似的眼镜，记者忍不住问道。 “一年多吧！从来到这里，我的视力从1.0降到了0.3。”王燕的话里有一丝苦涩，“但是，这一年多来，车站未发生一起旅客责任伤亡事件。”
口：沙哑之声让温馨穿越寒风
“请走在安全白线以内，不要靠近站台边缘！”1月29日11时20分，昆明站第四站台，寒风中传来的声音有些沙哑、焦急，但很清晰。看着几名旅客从站台边缘走向站台中间，远离即将启动的列车，客运员李政菊很满意。
11时41分，李政菊守候的列车缓缓开出，她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值班室休息。从9时起，李政菊手中的小喇叭一直未曾安静，她已经两个多小时滴水未进。 “安全宣传引导更加重要。”李政菊抿抿嘴说。她的下嘴唇有3道干裂的大口子，不停地渗出鲜血。
李政菊说话的声音很大，让记者有点不适应，她报以歉意的微笑。
“站台上很嘈杂，说话基本靠喊，同事们都叫我喇叭，到了家根本不想说话，孩子叫我哑巴。”李政菊自嘲地笑了笑。
手：忙碌只为旅客快点拿到票
透过售票窗口，看到的就是售票员忙碌的双手，打票、收钱、找零钱。
窗口的这边，售票员邱荣新面前是显示客票信息的电脑屏幕，窗口外是一双双急切的眼神。她总是催促自己 “快点儿、再快点儿”，伴随着打票机的“咔咔”声，不到半分钟，她就可以打出一张票。平常，她一天至少要卖1400张票，敲击键盘1.5万次，收点票款最多可达30万元。春运期间，售票数量成倍增长。她说： “很多时候，都是拼命地干。一个班要上24个小时，只有吃饭时才能休息一下。”由于长期重复相似的动作，她的右手常常感到麻痹。
脚：红肿也要奔波10多公里
1月29日4时，上了一个班的肖智波揉揉发肿的脚，换上一双宽松的布鞋准备下班。
客运员的工作就是从一个站台走到另一个站台。为了保证站台上旅客的安全，客运员必须不停地走，平均每天要走10多公里。
肖智波工作15年来，就一直 “行走”在这300米的站台上。
“不是走，就是站，最累的时候，脚肿得连鞋都穿不了。”尽管如此，肖智波仍然坚持着， “为了工作职责，再累也得坚持。”春运期间，增开了很多客车，工作负荷加大，她跑得更勤了。“不走不行啊，人流大，必须及时维持秩序。”由于密集发车，她往往送完一趟车，就马上赶往另一个站台。
一次，一个小孩不小心跌下站台，虽然只擦破了点儿皮，可肖智波觉得如果自己当时及时到达现场完全可以避免这样的事故发生，所以在工作中，她总是告诫自己： “再苦再累，也要保证旅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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