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外资在中国最具成长性的流通业超速扩张，正在从量变转化为质变，出现的“影响力滥用”已经产生或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值得高度警觉 宋则 李蕊/文 商务部的统计资料显示，截至2004年底，中国
（引言）外资在中国最具成长性的流通业超速扩张，正在从量变转化为质变，出现的“影响力滥用”已经产生或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值得高度警觉
宋则 李蕊/文
商务部的统计资料显示，截至2004年底，中国政府批准设立外商投资商业企业合计316家，合同利用外资51.2亿美元，开设店铺5366个，营业面积达828.6万平方米。按照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中国取消了对外资商业的地域、数量、股权的限制以后，仅2005年上半年进入中国的外资商业企业即为2004年全年批准设立的6倍，远远快于以往的任何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如此“加速度”还只是商务部批准的项目。地方政府吸引外资从来都是热情高涨，自行批准、吸引外资的步伐多年来一直走在商务部的前面。而在这种由来已久的背景下，2006年3月1日外商投资商业企业审批权被绝大部分下放到地方政府以后，新政策的刺激效应更加明显。最新动向的主要表现是：外资进入已呈“加速度”态势，并表现出进一步扩张的意愿；外商独资企业数量和外资并购案例明显增加；外资向二三线城市渗透；外资批发企业和外资零售企业的批发业务大量增加……
美国跨国集团沃尔玛的加速度发展动向最具代表性。这两年，该公司在美国本土屡遭抵制，在韩国和德国迫于当地的政策和竞争环境压力，投资计划严重受挫，不得不全线退出。为弥补亏损、扭转颓势，便将发展的重心转向了政策环境极度宽松的中国。2004年底，沃尔玛在中国大陆地区累计设有45家分店，员工总数约2万多人，而仅2005年开店就达到13家。2006年，在中国开店又增加18-20家；未来5年更将计划在中国开设新店超过250家，届时将是目前开店数量的4－5倍。
这种态势无异于又一个“外资大跃进”。其中，内资连锁零售企业在经济存量上虽然仍占多数，但增长速度、核心份额的增长态势和可持续盈利能力，已远远落后于外资连锁零售企业。在新动向面前，盲目乐观，甚至不加具体分析地继续高调鼓吹“外资无忧论”、“欢迎并购论”，显然十分危险，绝不足取，必须放弃。外资在最具成长性的主流业态的超速扩张，正在从量变转化为质变，已经产生或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值得高度警觉。
一、无序并购、“影响力滥用”导致自主渠道资源遭到损毁
这些年来，什么是重要资源，什么是经济命脉，一直存在争论，但传统的计划经济思维使目光始终聚焦在能源和制造业，流通渠道作为市场经济当中稀缺资源和重要命脉这一要害问题，从来就不在视野之内。实际上，在新世纪“经济节奏较量”的新动向面前，在全球化竞争的新情况面前，流通业及其网络状流通渠道已经成为国家的战略产业和战略资源，是国家竞争力的主要支撑，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证，是国际政治地位的坚实基础。
伴随现代流通业整体影响力的迅速提升，“影响力滥用”的垄断新动向也在增多。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流通业具有引领生产、配置资源、抵御风险、增进消费、提高生活质量，促进商品高效率、竞争性自由流动等多方面的强大功能。值得关注的国际化趋势是，从动感、节奏、机制和流程优化等效率和竞争力较量中获取经济利益，是新世纪的新特点。在这种背景下，“沃尔玛现象”集中表达了“影响力滥用”这一最新动向，即凭借信息技术、现代流通渠道和巨额订单，实力强劲的大型零售公司正在取得对众多制造商、供应商的绝对支配地位。以沃尔玛等跨国集团为代表的全球布点、全球采购、全球销售的供应链计划正在深刻改变资源配置、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
可以肯定，外资进入中国流通业的真正目的是运用网状采购－销售渠道“影响力滥用”的垄断优势，以极低的采购价格倒逼中国的制造业，使其服务于外资构建的全球供应链，将其纳入外资苛刻的产业控制体系，最终牟取高额垄断利润。如沃尔玛集团在中国低价采购了100亿美元，即可创造270亿美元的销售额，这意味着170％的毛利润。而2005年其含有高额垄断利润的低价采购已经高达180亿美元。另一种后果是，一旦失去竞争优势，榨取不到垄断利润，外资企业又完全可以凭借网状渠道资源的垄断优势，轻而易举抛弃中国供应商，将大额采购订单迅速转移。这就足可令中国企业不仅颗粒无收，而且走投无路。
二、自主品牌遭重创、制造业将被逐步边缘化
自主网络渠道是自主品牌的摇篮，自主品牌是自主网络渠道的代码。自主网状渠道被损毁，必然导致中国制造业知名老品牌遭重创，新品牌难存活的被动局面。自主品牌缺失让中国人感受到了切肤之痛，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自主品牌每况愈下，实质上是自主网状渠道资源被由来已久的外资大面积切割替代所致。道理很简单：在由外资构筑的网状渠道中，品牌筛选当然要由外资来主导，从来就不希望看到中国的自主品牌。
商务部的统计数据表明，发达国家GDP的60％来自知名品牌产业，中国不足20％。与此相关，自主品牌只占全国出口总额的1％，在世界品牌500强中，真正属于中国的只有4个。而随着外资零售企业快速扩张，中国知名品牌的农业和制造商还在继续被外资商业收编、掌控。凭借自己的销售网络，外资企业、内资“三来一补”的加工企业和不断被收编国内知名企业，或结成战略同盟，或通过收购控股，或买断经营，或采取贴牌加工，形成了强大的排他式垄断交易，并逐渐形成了品牌由外资主导的格局。通过品牌、渠道的挤出效应，中国制造商通常只能在低端产品上依靠拼数量、拼消耗、拼能耗，粗放微利经营。
在这种场合，即使国内很有竞争力的品牌商品要进入跨国公司网络渠道，也要被大副度压价，有些品牌甚至被迫改名换姓。随之而来的便是利润的流失。即中国制造商通常只能拿到10％的利润，假如一个产品最终在美国卖100美元，中国制造商只拿到10美元，其他90美元被外资拿走。可见，自主渠道就是收入，自主品牌就是利润。跨国公司控制了中国的购销网络，就抓住了品牌、技术、订单、信息和产品，加速了优质资源向跨国公司的集中，也就夯实了其可持续盈利的在华基础，而中国企业则沦落为廉价的打工仔。
三、中国城市就业遭遇“挤出效应”
流通业既是传统的就业主渠道，也是最具后续潜质的主要就业领域。经济效率从来不是流通业的第一指标，技术进步与增加就业从来都需要统筹兼顾，不可偏废。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流通业造就了数千万人的就业机会，国计民生涉及千家万户。而外资进入流通业并快速扩张，产生了巨大的直接和间接的“就业挤出效应”。
美国经济学家通过长期调查发现，在开业10年左右的沃尔玛店周围，一些小镇损失了47％的贸易额。与此同时，沃尔玛的开业造成当地零售领域的就业率下降2％-4％，员工的工资总额下降2％-5％。另据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调查，沃尔玛、家乐福营业面积在8000平方米以上的大店，每销售1000万元的商品，需要从业人员20人，而中国中等以下店铺，则可以吸纳从业人员50人，就业比率或直接的挤出效应是1：2.5至1：3。此外，由于外资零售大店强劲的市场竞争力，也迫使内资商业企业减员，即造成间接的“挤出效应”。
从以上数据反映出这样一个关系，店铺规模越大，其单位商品销售额需要的从业人员越少，中小企业、中小店铺的发展就越困难，需要的就业人员也就越少。因此，外商投资零售企业大店的发展，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间接抑制了中小商业企业的发展和就业的增长。
四、超国民待遇、低水平恶性竞争与市场秩序破坏
鉴于现代流通服务业渠道命脉的影响力和本土化特征，任何世贸组织成员国开放分销业的态度和立场都无一例外地异常谨慎。开放分销业通常只是“承诺”，甚至只是姿态，充其量只给予国民待遇，并实施种种有利于自己的技术壁垒，纳入强硬的本土法律和规划以便“严加看管”。即使是口头上大讲分销业要国际化，骨子里也从来都是千方百计去“化”别人，而绝不肯轻易被别人“化掉”。至于外资是否进入，能否发展，全看其自身的“造化”和运气，别指望得到任何额外的便利与好处。在这个问题上，老谋深算的资深成员国日本堪称典范。日本从来都承诺开放分销业，欢迎外来投资，但至今没有哪个国家真正在那里站住脚。
与国外相比，由中国体制病导演的的“政绩彰显大赛”，属于扭曲变态的一个例外。分销业招商引资历来被当做各级官员彰显政绩立竿见影、首当其冲的热点、重点。某些地方政府比受了别人恩惠还要卖力地为外资张目，异乎寻常地热衷此道。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所谓的政绩，争先恐后，任意突破零售业开放时间表，擅自扩大开放区域，对外资企业投其所好、逢迎讨巧、大献殷勤、关照有加、无微不至，拱手奉献超国民待遇，而对内资企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则视而不见、不闻不问。这种部门分割、地区封锁体制和变态的政绩观，事实上已经造成了对外开放有余、对内开放不足的奇特反差和强烈不满。
超国民待遇主要体现在税收、市场准入、外贸经营权的优先获取等方面。其中，税收优惠问题最为突出的。由于减免税优惠和费用扣除政策的不同，内资企业所得税率为33％，外资企业所得税率大约15％，二者相差一倍多。这既导致中外企业竞争上的不平等，造成外资企业通过各种避税手段转移利润，明显有违税收最基本的平等原则，也不符合世贸组织倡导的自由贸易和平等竞争原则。对外资企业的特殊税制，原本就是出于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吸引外资。然而对于外资企业这种长期的“超国民待遇”留给中国的好处，似乎与人们的初衷渐行渐远，而它的负面效应则正在凸现出来。
五、为中国的经济安全埋下隐患
除了上述经济隐患之外，如果国内出现突发、异常事态，比如自然灾害，严重疫情等等，通常会导致国内重要商品供应紧张和市场剧烈波动。外资在流通业加快扩张以后，将引发政府调控能力弱化、上游产业失控，从而导致国家经济安全等问题。2003年我国出现“非典”疫情后，一些城市的商品被抢购一空，当政府决定紧急征调外资零售企业的商品时，这些企业却表示需要向国外总部请示。此外，外资并购与国有企业的“合谋”造成国资流失和超经济垄断，更有可能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这是因为，外资进入绝非来送礼的，而是来牟利的，除了巨额采购带走源源不断的高额垄断利润之外，外资进入流通业，并没有促使中国结构优化、流程优化和交易成本的降低。中国引进外资最大的失算，就是没能实现各个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初衷，结构性问题不但没能好转，各种失衡与差距反而更加恶化了。
基于对上述问题的分析，作者认为有关政府主管部门应对外资进入流通业的基本判断需要做相应调整。
首先，外资进入流通业，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国内流通业，但最终是制造业。由于忽视现代流通业的强大功能，人们对外商进入中国流通业的后果缺乏应有的警觉，认为这不过是流通业内部的事情，最多不过丢失一部分流通业的市场份额，倒闭一批经营不善的商业企业，无伤大局。目前的实际情况显示，外资企业拥有的巨额订单、大规模采购，虽有促进外贸出口的短期作用，但也存在“影响力滥用的垄断”，即凭借网状流通渠道优势和定价优势向制造业终端、乃至向中上游产业链实施纵深控制的战略考虑。外商所给出的批量和价格“订单”，事关众多制造商的销路和生死。
外商的大规模进入决不仅仅是中国流通业的自身命运问题，更将主要牵涉到和控制到中国大大小小制造商们的产供销命脉，直至向产业链的上游延伸。因此，壮大国内流通业十分迫切，战略意义深远。对外开放的大政方针必须毫不动摇，但中国在对外开放、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理应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就国内流通业和制造业的后续发展，以及网状渠道资源配置，作出独立自主的政策安排，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其次，引进外资的正面效应主导时期已经结束，负面效应开始上升到了值得高度警觉的主导方面。从20世纪后期连锁超市（最初被称作“自选商场”）诞生算起，中国大体用了15年的短暂瞬间，历经了发达国家零售业态150年的沧桑变迁，新兴零售业态如便利店、折扣店、超市、专卖店、大卖场、购物中心、网上商店等均已在中国出现，中国国民经济和消费增长由此受益匪浅。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原来迫切需要的经验、方式和技术，目前在中国已经不再是“问题”，中国自己的商贸流通业虽然还有诸多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但毕竟获得了跨越式发展。而与此同时，跨国集团基于中国举世罕见的特殊政策背景和过度宽松环境下的超常规发展，已经对中国商贸流通业、制造业的后续发展和扩大就业产生了日益明显的消极影响。这个客观存在的重要转折意味着，作为对外开放“硬币”正面，其政策初衷或正面效应已经基本实现，完成使命。而作为这枚硬币自始至终都存在的另一方面，即负面效应则已经上升为值得关注的主要问题。
第三，必须进一步清除“重生产、轻流通”的传统影响。笔者认为种种失误的总根源在于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思维和重化工业思维，在于骨子里改不掉的“重生产、轻流通”情结。改革之初，最早放开的是国有商贸流通业而不是国有制造业，骨子里的缘由是轻商；20世纪80年代“多渠道、少环节”的误导使得市场经济的要害批发业迅速萎缩，骨子里的缘由是轻商；20世纪90年代培育市场重点转向要素市场后，便果真以为商贸流通业再无话可说、无事可做，再次导致流通业发展滞后，骨子里的缘由是轻商；“入关”、“入世”谈判，让步最多的是分销业，用分销业的让步换取别的谈判筹码，骨子里的缘由是轻商；新世纪“入世”过渡期主动提前领先于制造业的大幅度开放，骨子里的缘由是轻商。而直至近期，外资并购装备制造业立即备受关注，高度警觉敏感，这与面对流通业外资并购的迟钝麻木，形成了鲜明对照，骨子里的缘由还是轻商。轻商在中国真可谓是习惯成自然地一脉相承。
因此，研究和制定政策要对外资进入零售业给予高度警惕，调整政策思路，屏弃根深蒂固、潜移默化、与时俱进的“轻商”传统，引进外资一定要充分考虑首先给中国本土企业一个公平待遇，一定要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氛围，彻底改变对外资进入流通业“事实上不设防”的世界罕见做法。
（作者宋则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流通产业研究室主任，李蕊为社科院博士）
《中国商贸》杂志2007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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