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历史的回顾 1.1 马克思流通观的正面与反面 马克思根据对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大量资料分析，把交换（流通）从生产领域分离出来，变成一个独立的经济领域，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由生产、分配、消费的“三分法”
一、历史的回顾
1.1 马克思流通观的正面与反面
马克思根据对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大量资料分析，把交换（流通）从生产领域分离出来，变成一个独立的经济领域，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由生产、分配、消费的“三分法”变成生产、分配、交换（流通）、消费的“四分法”，从而确立了流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这是对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贡献。
流通是什么？马克思认为：“流通是商品所有者的全部相互关系的总和”（马恩全集第23卷 第188页）。全部相互关系又包含什么？马克思既讲到了流通是商品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又讲到了交通工业以及消息、书信、电报等传递业在流通中的重要性，因此马克思确立了流通包含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大流通理论。在生产与流通的关系上，既讲到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又讲到社会综合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生产过程将完全建立在流通的基础上。
但马克思在设计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社会模式时，在不少领域包括流通，完全陷入了空想社会主义。由于生产资料完全归社会所有，实行全面统一的计划化，按劳分配，所以认为不需要商品与货币，这样马克思又走向了科学流通观的反面，为社会主义实践带来了巨大的危害。
1.2 列宁的流通实践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提出用直接的产品交换来代替商业，用经济关系的实物化来代替货币交换。但结果走进了死胡同，列宁的伟大在于敢于承认错误，他说：“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误了。”（《列宁全集》第42卷，1987年版第176页），他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在流通方面认为要十分重视商品货币关系。“新经济政策”使苏维埃度过了难关。
1.3 斯大林与毛泽东的“无流通论”或“轻流通论”
由于对社会主义本身认识的错误，斯大林否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只承认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互换劳动，认为商品货币关系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在他逝世前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才认识到不能完全否定商品经济，不能完全否定价值规律，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这就是苏联模式中的“无流通论”或叫“轻流通论”。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流通模式的探索，先后成立了商业部、外贸部、粮食部、农产品采购部、水产部、第二商业部、城市服务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物资部，但始终没有走出“重生产，轻流通”的格局，与斯大林的“无流通论”一脉相通。
1.4 邓小平的流通创新
小平同志专门对流通问题进行论述不多，但他的流通思想极为丰富，邓小平同志的流通思想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点是：第一，按经济规律办事，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为我国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与流通产业发展确定了一个总前提；第二，流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是一个整体，要互相促进；第四，流通要为人民生活与生产建设服务，人民生活水平标准同生产力标准一样具有重大意义；第五，改革是流通产业发展的动力；第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仍然必须加强对商品市场的宏观调控；第七，发展国际大流通，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才能提高综合国力与市场竞争力。改革开放以来流通体制改革与流通产业发展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今后流通的改革与发展仍要坚定不移地坚持邓小平理论。
我对邓小平流通思想的研究表明，在小平同志的流通思想中最核心的是两条，一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必须充分利用与善于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展一体化大流通。二是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提高，是改革开放的试金石，必须实施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体制的综合改革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协调发展。实践证明，谁要偏离这一方向就可能犯错误。
1.5 新一代领导人在流通问题上与时俱进
新一代领导人，根据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对流通的重要性提到了新的高度，比如江泽民同志指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搞好流通极为重要，是消费通过流通来决定生产，只有现代流通方式才能带动现代化生产，大规模的流通方式才能带动大规模的生产。”（2002年2月25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国际形势与WTO”专题研究班上的讲话）。朱镕基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真正搞好，解决好流通问题最重要。”“只要把流通领域的问题从理论到实践正确地解决了，那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就基本建成了。”（1994年10月中旬在山东视察工作时的讲话）。李岚清同志指出：“流通是现代经济的火车头。现代流通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血脉和神经，是各种生产要素集结、整合与聚变的载体，是决定经济运行速度、质量和效益的引导性力量。”（2001年9月17日在纪念邓小平同志“发展高科技、实现现代化”题词10周年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所在市市长座谈会上的书面讲话）。吴仪同志指出：“没有流通的现代化，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运行效率也就不可能得以提高。”（2002年1月21日在“全国推进流通现代化工作现场会”上的讲话）。
这里我想说明两点：第一，领导人讲的流通是大流通，即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总和，不是单纯的指批发与零售即商流。但实际上我们讲到流通时，常常是以狭义流通为对象的。第二，领导人把流通的重要性讲透了，但在实际工作中，在国民经济的总体运行中却没有得到认真执行，形成了理论与实践两张皮，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讲的那样，“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重生产、轻流通’的观念烙印很深，这也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朱镕基同志也指出：“什么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流通规律，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掌握。”
二、我对当前中国流通业的六点看法
2.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流通业特别是批发、零售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流通体制改革经过起步、发展，目前处于深化阶段，从总体上看，流通体制改革滞后，远远没有完成；流通产业发展处于社会化、现代化、市场化、国际化的中期；中国虽形成了买方市场格局，但消费者主权阶段还没有真正到来；重生产、轻流通的烙印很深，严重影响了中国流通业的健康发展。
2.2 影响中国流通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四项，一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目前已进入最后冲刺期，改革深化，结构性调整加快。二是中国人民生活水平进入小康，消费结构升级。三是中国加入WTO，加快与国际接轨。四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从片面追求高增长，向以人为本，经济、社会、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决定了中国流通业的模式、特点与趋向。
2.3 流通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或先导产业
1995年，我在《人民日报》理论版提出了“流通三论”，即“流通决定论”、“流通调节论”与“流通一体论”。
“流通决定论”讲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流通决定生产，亦即市场需求决定生产需求。“流通调节论”讲的是商品流通是国民经济运行的调节器，晴雨表。“流通一体论”讲的是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一体化运作、内外贸的一体化运作、城乡流通一体化运作与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流通的一体化运作，协调发展，不能人为所分割。我仍坚持这一观点。
2.4 要明确提出流通生产力，在基本实现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经营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两个转变之后，要实现第三个转变，即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由生产决定型经济向流通主导型经济转轨。谁创造财富？是生产部门。后来小平同志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那么如何看流通，实际上也可以讲是如何看待服务业，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不承认流通可以创造财富，但实际上，利润的空间，就业的解决，流通业占了重要地位，所以要明确提出流通生产力的概念，流通速度、流通效率的提高，特别是电子商务、现代物流、供应链管理等作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将对国民经济质量的提高、我国产业的全面升级、经济运行方式的改变起到关键的作用。
2.5 中国的流通业要从“六低”转为“六高”
“六低”即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论低、流通效率低、消费率低、市场集中度底、信用体系完善度低与市场体系协调发展度低。要着力发展六高，一是提高流通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度。二是提高流通引导生产、促进消费的中介作用。三是提高流通业的市场集中度，建立大流通格局。四是发展流通生产力，提高流通效率。五是提高流通业运行中的信用体系等级，规范市场秩序。六是提高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协调发展水平，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提高在国际上的综合竞争力。
2.6 坚决同“重生产、轻流通”的观点与做法彻底决裂。“重生产、轻流通”，“内外贸分割”等等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解决也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既要解决，就要下定决心，观念的解决是很痛苦的。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有三个“一切”，即“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中央讲了，商务部在流通业的改革与发展上必须有所作为。
三、商务部的职能与运作
3.1 邓小平流通思想的核心是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与两个市场，以大流通为手段，达到优势互补，加快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的。当今世界已不存在要不要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与两个市场的问题，而是如何充分利用与善于利用的问题。现代流通的发展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内在动力。我认为要明确八点：
第一，这里讲的“资源”与“市场”，不仅是指物质资源与商品市场，同时包括生产要素的所有方面，如劳动力、金融、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物流等等。因此，在研究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与两个市场的总战略中，不仅要在商品生产与商品市场上下功夫，同时要在服务资源与服务市场上下功夫。而中国目前在这两方面有些头重脚轻。
第二，要着力培育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与两个市场的主体，亦即内外贸一体化运作的主体企业。不能再区分外贸企业与内贸企业，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应一视同仁。政府的责任是营造环境，规范运作，让企业去优胜劣汰。中国缺少的是国际性大企业集团，即领军企业，中国现有3万多家装备制造企业，无一家能跻身世界500强。中国的前10强零售企业无法与沃尔玛、家乐福等国际前10强相比，中国的批发企业无法与日本的九大综合商社相比。所以我主张在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主体上要走三条路，一是运用政府推动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办法，培育大制造商、大批发商、大零售商与大物流商，我讲这一观点并不否认中国的批发零售业要以中小企业当家。实践已证明全球6.5万家跨国公司通过其强大的跨国流通成为主导经济全球化的主体。二是流通企业股份化、民营化，国有企业也要改制成公有制的其它形式，特别是股份制公司。三是放开手脚，让企业参与国际经营，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
第三，要充分利用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一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劳务输出。用好用足中国的劳动力资源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头戏。中国要利用世界产业的重新布局，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世界工厂、世界制造中心和劳务出口大国。我认为目前还不是，严格意义讲还只是一个“加工中心”。
第四，要从平衡国内市场的供需与国家经济安全出发来运作进出口贸易。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是内需主导型国家，长远看，国民经济的增长主要靠国内需求，不可能靠出口需求。如何运作好国内市场是重点，但任何国家都要运用进出口贸易来调剂余缺，实现国内市场的供需平衡与经济发展。国内经济发展对国外依赖性过高或国内短缺资源出口过多都会对国家经济安全造成影响。
第五，“请进来”与“走出去”要有机结合。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与两个市场，给了我们一个巨大的国际空间，经济的全球化已把生产与消费推向全球，超越了一个国家的地域概念。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主要强调“请进来”，实施资金、人才、技术引进，吸引外商到中国投资，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仍然要这样做，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都缺资金、人才与技术。但目前我们已有了一个较好的工业基础，已进入重化工时期，已到了可以“走出去”的阶段。在这方面我们要向日本学习，日本走的是“引进—国产—出口”之路，中国做得并不好，在不少领域，走的是“引进—落后—引进”的怪圈。如装备制造企业长期依靠国外技术，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少，这种状况已到了必须彻底改变的时候了。“走出去”要作为一个重大战略来考虑，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部门情况各异，可以各自为政，但必须强调一点，即“走出去”的不仅是产品、资金、技术、人才，还要有服务，依靠服务来扩大经营与增值空间。
第六，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最好的是特区与开放地区，所以才有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与山东半岛的快速发展。一国两制的香港、澳门在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与两个市场方面起到了特殊的作用。这一经验说明，要有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与两个市场的载体。我认为东南亚自由贸易区与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推进以及中国沿海港口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第七，从一个国家来讲，国外资源与国内资源，国外市场与国内市场，既是相对统一，又是相对的独立。加入WTO，既有国际统一的游戏规则，但从保护民族利益出发，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规范。因此，国内外两种资源与两个市场的利用是建立在法制基础上的。我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经验不足，吃了不少亏，多交了不少学费，国内的法规建设远远落后于国际规则的完善。
第八，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要有一个基础，一个立足点，这就是国内资源与国内市场。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源十分贫乏的国家，所以要坚持科学发展观，不能竭泽而渔。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因为中国经济处于快速发展期，中国13亿人口已进入小康。国内市场目前存在五大问题，一是市场秩序极不规范，信用度低。二是农村消费升级缓慢。三是市场主体不成熟。四是要素市场落后于商品市场的发展。五是市场中介组织作用不到位。国内市场的开拓受到了方方面面的影响，要综合治理。我以前提出要念“六字经”，即改革消费体制，调整消费政策，改善消费环境，改变消费观念，培育消费热点，促进消费升级。消费率偏低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没有解决的大问题。我认为，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应适度提高消费率。可以从60%左右提高到65%左右。
3.2 商务部的职能转变与功能升级
第一，中国的商务部不等于美国的商务部，也不是日本的经济产业省。中国在流通管理上并未形成大流通格局。美国的商务部是对全国经济进行综合性管理与调控的重要机构，包括经济发展、进出口贸易、国内商业、电信与信息管理、统计、专利、海洋与气候、标准与技术、人口调查等。而日本的经济产业省是产业与流通的综合管理部门，实施商工管理一体化，内外贸管理一体化，产业资源、资金配置一体化，纵向、横向管理机能一体化，对日本经济发展有巨大影响。所以，我认为商务部的改革并未到位，虽然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但大流通的格局是全世界的客观规律。
第二，融化内外贸分割体制之坚冰非一日之功，内外贸分割是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有其特有的历史条件，也起过巨大的功绩。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内外贸分割与市场经济体制背道而驰，是对市场经济的反动。但长期形成的模式与观念已根深蒂固，要改变非一日之功，所以我在今年4月5日商务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讲，商务部的成立，从组织上解决了内外贸一体化管理的问题，但组织上入党并非完全解决思想上入党。所以我主张从制度上、思想上、机构设置上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
第三，在商务部成立时，我曾提出希望商务部抓“四个一”工程，即制订一个全国流通业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流通体制改革必须有一个统盘考虑，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流通的产业发展也必须有一个总体规划，分步实施；制定一部“中国商法”，商法美国有，日本也有，中国应该有；建设一个完备的信用体系。中国的信用体系等级极低，已到了无法承受的程度。编写一本党政干部《流通基础知识读本》。这是我在内贸部时就提出的主张，一直没有实现，我希望商务部时代能够实现。以提高党政干部的流通意识。
第四，根据国务院的改革方案，商务部的主要职责共有14项，吕福源同志曾明确提出商务部要努力建立一个政策统一、高效畅通、内外贸合一的流通管理体制。但实际运行的结果并不理想，原因有三条：一是全国并未形成大流通总格局，商务部改革不到位，力不从心。二是商务部是原外贸部与国家经贸委中的内贸局拼装起来的，并未形成大融合，还是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三是内外贸一体化管理没找到突破口与立足点，加上地方机构设置不统一，不少省市仍然是内外贸分割的体制，加大了这一工作的难度。薄熙来同志就任商务部长以来，加大了内外贸一体化的工作力度。我认为商务部的主要职能是对商品市场的监督与调控，可以归纳为六个方面：
第一，对全国商品市场进行总体布局，并对市场运行进行有效监督控。
第二，通过进出口贸易（货物与服务）平衡国内市场，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的交流与合作，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第三，实施国家储备与市场调节储备制度，建立价格调节基金，实施对国家级批发市场、期货市场、商品博览会的指导体制，按市场运行状况调节税收政策。
第四，加强对流通领域的法律、法规与制度建设，特别是信用体系建设，整顿与规范流通秩序，真正从人治走向法治。
第五，通过流通环节引导生产，促进消费。按市场经济规律，特别是供应链管理原理，所有的商品生产必须实现拉式推动，即按需求—订单—采购—生产—流通—消费的规范运作。在这方面商务部应该有所作为。
第六，支持与推动新的流通体制、流通模式与流通方式的建立，发展流通生产力，实现从生产推动型经济向流通主导型经济的转变。
内外贸一体化管理，我从来不认为要把内外贸半斤八两，周恩来同志讲过，外事无小事，在机构设置上外贸领域多一点，人员配备多一些是应该的，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商务部不仅要实现政企分开，还要实施政事分开、政会（协会）分开，不要去干那些不应该管，也干不了、干不好的事。
（2004年10月15、16日在商务部座谈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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