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人眼中, 市场经济发达的韩国, 与其说更接近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倒不如说更具有计划调控的“统制”色彩。在韩国企业攻占一个又一个海外市场的背后, 都有政府“看不见的手”在推动。
1、“出口导向”型的鼓励政策。60 年代,以美国为首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两轮多边贸易谈判缔约国间的贸易壁垒得以减弱,为韩国产品“大进大出”提供了可能; 1964-1967 年关贸总协定“肯尼迪回合”谈判又规定了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普惠制待遇”; 此外的美国“801 号关税法案”特别规定: “凡是装配美国产零件, 以及用美国零件组装的产品输入美国时, 可免除相当于增值部分的关税”。这也为韩国产品日后打入欧美市场提供了条件。韩国政府抓住这一良好机遇, 一是充分利用“三低”(石油价格低、美元汇率低、资本利息低) 契机, 发展外向经济、开拓国际市场为突破口, 拉开了建设出口工业区、出口贸易区的序幕。1964 年9 月,韩国政府颁布了《出口产业基地开发建设法》, 根据保税加工所规定的条件, 在交通运输方便的沿海地区大量建立出口工业区, 从建设法颁布之日起到1987 年6 月, 在韩国不到10 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共诞生了40 个出口工业区, 其出口额约占韩国制造业出口总额的一半左右。与此同时, 韩国政府又于
1970 年1 月颁布了《出口自由区设置法》, 在出口自由区内实行特殊优惠政策, 先后建立了马山和里里两个出口自由贸易区, 在这两个自由贸易区内政府给予了最大限度的政策倾斜, 财政拨款兴建公共设施、设立标准厂房、仓库供投资者租用, 金融、服务配套设施一应俱全。两大出口贸易区1985 年出口额达5916 亿美元, 成为韩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生力军。二是重构出口主导产业体系。1967年韩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以“出口第一主义、出口导向策略”作为经济发展的总方针, 针对当时现状, 以轻纺工业为起点, 开始了工业化初期, “两头在外, 大进大出, 劳动集约, 高附加值”的出口导向产业发展模式。1964 年政府颁布《纤维工业实施临时措施法》, 通过更新设备、扩大企业规模, 大大促进了纤维织品的出口, 六七十年代, 纤维工业一跃成为韩国最大出口产业。同时瞄准电子、汽车等产业的发展, 构建出口产业支柱。1966 年政府把电子工业列为战略产业,增加国家的支持, 1969 年又制定了《电子工业振兴法》和《196921976 年的电子工业振兴8 年基本计划》, 规定限制国外汽车进口, 保护和扶植本国汽车工业, 70 年代初韩国政府又制定了《汽车工业发展计划》和《汽车工业长期振兴计划》, 1981 年又颁布了《汽车工业合理化措施》, 政府的支持以及美、日两国技术输出的效应, 促进了韩国汽车工业的腾飞。韩国汽车工业从1980 年到1986 年, 汽车产量从3616 万辆提高到8111 万辆, 增长1 倍多。
2、 旨在提高竞争能力的“技术立国”政策。韩国政府认识到在现代国际市场竞争中,技术决定成本和质量, 进而决定产品的竞争力。多年来, 韩国政府把技术引进与创新作为发展经济的主要手段。在80 年代, 韩国的技术研究和开发投资在GDP 中的比重一直保持在5% 以上。1987 年韩国政府投资2574亿韩元的技术开发资金, 全方位地进行技术创新。
一是官方组织200 个企业的500 名研究人员有重点地进行技术攻关, 解决韩国的急需技术问题;
二是为提高生产第一线职工操作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 组织500 项先进技术, 对其生产的368 种产品进行行业内横向指导;
三是对尖端技术和战略性稀有材料进行联合研究, 集中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的力量共同开发;
四是建立大量企业附属的研究机构。
到1987 年底, 民间企业附属的研究机构已有500 余所, 其中从事电子、电气、化工、机械、金属等直接与出口有关的实用技术研究所达337 家。五是为重点提高电子、汽车、机械、钢铁、纺织等八大类产业的竞争能力, 韩国在1991 年3 月至1996 年3 月,花费2314 亿美元的政府和私人投资用于研究与开发。六是扶持“一流化商品”。1987 年政府选择了19 种前景看好的产品和51 家企业, 从技术开发、产品设计、海外宣传和市场营销等方面给予支持, 提高以“一流化商品”占领国际市场的能力。到1991 年, “一流化商品”扩大到25 种, 生产厂家增加到70个。在政府支持下, 韩国成功地通过技术开发和引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据测算, 韩国技术进步占国民收入增长率的712%。技术开发使韩国在20 年来立于国际市场的“小霸主”地位。
3、 灵活多变的市场结构调整策略。为力求经济的独立自主, 避免受制于人, 减少贸易摩擦, 韩国致力于出口市场结构的灵活调整。
(1) 对美贸易采取“让进来, 打出去”的策略。美国是韩国的贸易顺差国。韩国政府认为过大的对美贸易顺差并非好事, 由此引发的各种矛盾是双方均不愿面对的。因此, 韩国采取了更大的贸易自由化政策, 对欧美国家敞开门户。应美国的要求, 韩国相继对436种商品关税进行了不同程度下调。韩国还多次派遣大型“采购团”访问美国, 洽谈大宗商品进口。在1987 年, 仅一个采购团就向美国提交了价值20 亿美元的订货单。韩国的“诚意”维持了美国人对韩国商品的继续欢迎。韩国利用80 年代中期和90 年代初两次日元大规模升值的良机, 在美国市场与日本商品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取得了极大成功。1989 年, 韩国对美出口额高达183182 亿美元, 占当年出口总额472181 亿美元的38.9%。
(2) 对日本采取“奖出限入”的策略。韩国对日贸易的逆差1986 年达54 亿美元, 巨额贸易赤字使韩国不得不痛下决心实施外科“摘除手术”。在进口方面, 政府决定, 除能提高国内产业素质和有利于发展未来产业所必需的进口外, 对日本产品的进口实行数量控制; 政府还严格限定日本商品的最高销售价格; 对引进日本技术, 政府也规定除尖端技术外一律不予受理和批准。在鼓励出口方面, 韩国政府多次敦促日方将纺织品、玩具等60 种主要对日出口商品的关税削减到10% 以下, 取消对韩国商品的进口限制; 下令专门从事对美出口业务的100 家大公司积极开拓日本市场; 乘日元升值之机, 韩国抓紧增加日本所需产品的生产和出口, 并积极引进日本资金和技术, 生产返销日本的产品,政府甚至设立了“对日出口奖”, 表彰占领日本市场的企业。经过多方努力, 韩国的家用电器、钢铁、机械产品陆续进入日本市场,1987 年, 韩国对日出口额高达84137 亿美元, 占出口总额的1718%。
(3) 对欧洲统一大市场采取攻坚渗透策略。欧洲统一大市场号称世界最大且最难进入的市场。这对严重依赖海外市场的韩国经济无疑是一个挑战, 但是欧洲统一大市场又使流通市场单一化, 又使韩国降低了逐个打入成员国市场的交易成本, 营销更为简便。韩国政界认为, 能否成功地进入欧洲统一大市场, 关键在于能否采用有效的对策战胜贸易保护主义。
一是因“品”施策。韩国把对欧洲出口产品分为四类: 有希望产品、可能产品、注意产品和危险产品。
“有希望产品”如通信终端机、数据处理机、汽车零部件和时装等。韩国可用技术、价格优势大规模进入欧洲市场;
“可能产品”是指市场需求量大, 但进入市场较为困难产品, 包括家电、汽车、办公自动化器材等。由于这类产品技术成熟, 欧洲产品本身具有极大的竞争力, 韩国主要以批量生产价格来打入市场; “注意产品”是指技术含量不高、价格竞争激烈、市场需求量不大而进入障碍较小的产品, 如建筑材料、服装、玩具等, 对策是提高技术, 以质取胜; “危险产品”则是指市场需求量小, 进入市场困难的产品, 包括钢铁、造船、机电设备等, 韩国则相机行事。
二是培育市场基地。到1991 年, 已有11家韩国企业在欧洲联盟国家拥有自己的生产性子公司, 另有30 家正处在筹备和建设阶段。三星电子公司在英国、西班牙、葡萄牙设立了四家工厂; 金星公司在德国、意大利和比利时建立三家工厂; 大宇公司也在北爱尔兰、比利时和法国建立了3 个生产基地。目前韩国的前200 家大企业, 已有20% 的企业拓展进入了欧洲市场。
三是普及欧洲工业标准。欧洲的工业标准极其严格的检测制度已逐渐成为该市场的一大非关税贸易壁垒。韩国决策者认为, 与其消极地了解和适应其工业标准, 不如采取积极的态度与欧洲认证机关签订协定, 事先制定与欧洲一致的工业标准, 并在国内普及统一的欧洲标准。
四是建立欧洲物流中心。中心的成立, 可以将韩国出口欧洲各国的商品集中运送到中心, 然后再分运到各个国家。为此, 韩国运输企业与欧洲统一大市场有关部门建立了合作关系, 提供有效的集装箱联运服务。在韩国政企合作、共同努力下, 韩国对欧贸易已占据了7% 的彩电市场份额、13% 的录象机市场份额。在德国市场上, 韩国的商品从服装、儿童玩具、电子表、电视机到电子计算机, 应有尽有。韩国的大宇和现代汽车公司的产品也成功地挤进了英国、比利时、德国市场。
4、 鼓励企业海外兼并。政府把企业扩充海外投资和经营作为实施“世界化战略”的重要一环。近年来, 韩国采取“海外投资自由化措施”, 放宽了集团企业海外投资的限制, 简化审批手续, 实行更为灵活的海外融资政策和鼓励高新技术企业投资活动的政策。在这种良好环境下, 韩国企业把海外兼并作为竞争时代的一种“生存战略”, 以获取尖端先进技术, 取得有名品牌商标, 确保原材料稳定供应以及建立当地生产据点为目标, 不惜代价进行兼并活动。其中获取核心技术是企业共同追求的首要目标, 韩国企业认为, 按照“引进—消化—应用技术开发”的传统模式, 不但耗资大、时间长, 而且难以得到尖端技术, 采取兼并方法, 虽然一次性投资大, 但可以马上全部拿到被兼并企业正在应用的核心技术乃至专利权, 从而大大缩短技术开发周期, 这是一种花钱买时间的战略。如现代集团1994 年底以314 亿美元收购了美国G IS 公司, 在短时间内就使现代电子公司的弱项非记忆性半导体部门发生了“革新性变化”。在这种背景下, 韩国企业的海外兼并持续升温, 以大宇集团1986 年收购美国赛茅斯半导体设计公司为起点1986 年至1992 年间, 兼并海外企业46 家, 其中1991年兼并13 家, 出现了一个小高潮, 1994 年又创下兼并28 家的最高纪录。
1、“出口导向”型的鼓励政策。60 年代,以美国为首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两轮多边贸易谈判缔约国间的贸易壁垒得以减弱,为韩国产品“大进大出”提供了可能; 1964-1967 年关贸总协定“肯尼迪回合”谈判又规定了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普惠制待遇”; 此外的美国“801 号关税法案”特别规定: “凡是装配美国产零件, 以及用美国零件组装的产品输入美国时, 可免除相当于增值部分的关税”。这也为韩国产品日后打入欧美市场提供了条件。韩国政府抓住这一良好机遇, 一是充分利用“三低”(石油价格低、美元汇率低、资本利息低) 契机, 发展外向经济、开拓国际市场为突破口, 拉开了建设出口工业区、出口贸易区的序幕。1964 年9 月,韩国政府颁布了《出口产业基地开发建设法》, 根据保税加工所规定的条件, 在交通运输方便的沿海地区大量建立出口工业区, 从建设法颁布之日起到1987 年6 月, 在韩国不到10 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共诞生了40 个出口工业区, 其出口额约占韩国制造业出口总额的一半左右。与此同时, 韩国政府又于
1970 年1 月颁布了《出口自由区设置法》, 在出口自由区内实行特殊优惠政策, 先后建立了马山和里里两个出口自由贸易区, 在这两个自由贸易区内政府给予了最大限度的政策倾斜, 财政拨款兴建公共设施、设立标准厂房、仓库供投资者租用, 金融、服务配套设施一应俱全。两大出口贸易区1985 年出口额达5916 亿美元, 成为韩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生力军。二是重构出口主导产业体系。1967年韩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以“出口第一主义、出口导向策略”作为经济发展的总方针, 针对当时现状, 以轻纺工业为起点, 开始了工业化初期, “两头在外, 大进大出, 劳动集约, 高附加值”的出口导向产业发展模式。1964 年政府颁布《纤维工业实施临时措施法》, 通过更新设备、扩大企业规模, 大大促进了纤维织品的出口, 六七十年代, 纤维工业一跃成为韩国最大出口产业。同时瞄准电子、汽车等产业的发展, 构建出口产业支柱。1966 年政府把电子工业列为战略产业,增加国家的支持, 1969 年又制定了《电子工业振兴法》和《196921976 年的电子工业振兴8 年基本计划》, 规定限制国外汽车进口, 保护和扶植本国汽车工业, 70 年代初韩国政府又制定了《汽车工业发展计划》和《汽车工业长期振兴计划》, 1981 年又颁布了《汽车工业合理化措施》, 政府的支持以及美、日两国技术输出的效应, 促进了韩国汽车工业的腾飞。韩国汽车工业从1980 年到1986 年, 汽车产量从3616 万辆提高到8111 万辆, 增长1 倍多。
2、 旨在提高竞争能力的“技术立国”政策。韩国政府认识到在现代国际市场竞争中,技术决定成本和质量, 进而决定产品的竞争力。多年来, 韩国政府把技术引进与创新作为发展经济的主要手段。在80 年代, 韩国的技术研究和开发投资在GDP 中的比重一直保持在5% 以上。1987 年韩国政府投资2574亿韩元的技术开发资金, 全方位地进行技术创新。
一是官方组织200 个企业的500 名研究人员有重点地进行技术攻关, 解决韩国的急需技术问题;
二是为提高生产第一线职工操作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 组织500 项先进技术, 对其生产的368 种产品进行行业内横向指导;
三是对尖端技术和战略性稀有材料进行联合研究, 集中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的力量共同开发;
四是建立大量企业附属的研究机构。
到1987 年底, 民间企业附属的研究机构已有500 余所, 其中从事电子、电气、化工、机械、金属等直接与出口有关的实用技术研究所达337 家。五是为重点提高电子、汽车、机械、钢铁、纺织等八大类产业的竞争能力, 韩国在1991 年3 月至1996 年3 月,花费2314 亿美元的政府和私人投资用于研究与开发。六是扶持“一流化商品”。1987 年政府选择了19 种前景看好的产品和51 家企业, 从技术开发、产品设计、海外宣传和市场营销等方面给予支持, 提高以“一流化商品”占领国际市场的能力。到1991 年, “一流化商品”扩大到25 种, 生产厂家增加到70个。在政府支持下, 韩国成功地通过技术开发和引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据测算, 韩国技术进步占国民收入增长率的712%。技术开发使韩国在20 年来立于国际市场的“小霸主”地位。
3、 灵活多变的市场结构调整策略。为力求经济的独立自主, 避免受制于人, 减少贸易摩擦, 韩国致力于出口市场结构的灵活调整。
(1) 对美贸易采取“让进来, 打出去”的策略。美国是韩国的贸易顺差国。韩国政府认为过大的对美贸易顺差并非好事, 由此引发的各种矛盾是双方均不愿面对的。因此, 韩国采取了更大的贸易自由化政策, 对欧美国家敞开门户。应美国的要求, 韩国相继对436种商品关税进行了不同程度下调。韩国还多次派遣大型“采购团”访问美国, 洽谈大宗商品进口。在1987 年, 仅一个采购团就向美国提交了价值20 亿美元的订货单。韩国的“诚意”维持了美国人对韩国商品的继续欢迎。韩国利用80 年代中期和90 年代初两次日元大规模升值的良机, 在美国市场与日本商品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取得了极大成功。1989 年, 韩国对美出口额高达183182 亿美元, 占当年出口总额472181 亿美元的38.9%。
(2) 对日本采取“奖出限入”的策略。韩国对日贸易的逆差1986 年达54 亿美元, 巨额贸易赤字使韩国不得不痛下决心实施外科“摘除手术”。在进口方面, 政府决定, 除能提高国内产业素质和有利于发展未来产业所必需的进口外, 对日本产品的进口实行数量控制; 政府还严格限定日本商品的最高销售价格; 对引进日本技术, 政府也规定除尖端技术外一律不予受理和批准。在鼓励出口方面, 韩国政府多次敦促日方将纺织品、玩具等60 种主要对日出口商品的关税削减到10% 以下, 取消对韩国商品的进口限制; 下令专门从事对美出口业务的100 家大公司积极开拓日本市场; 乘日元升值之机, 韩国抓紧增加日本所需产品的生产和出口, 并积极引进日本资金和技术, 生产返销日本的产品,政府甚至设立了“对日出口奖”, 表彰占领日本市场的企业。经过多方努力, 韩国的家用电器、钢铁、机械产品陆续进入日本市场,1987 年, 韩国对日出口额高达84137 亿美元, 占出口总额的1718%。
(3) 对欧洲统一大市场采取攻坚渗透策略。欧洲统一大市场号称世界最大且最难进入的市场。这对严重依赖海外市场的韩国经济无疑是一个挑战, 但是欧洲统一大市场又使流通市场单一化, 又使韩国降低了逐个打入成员国市场的交易成本, 营销更为简便。韩国政界认为, 能否成功地进入欧洲统一大市场, 关键在于能否采用有效的对策战胜贸易保护主义。
一是因“品”施策。韩国把对欧洲出口产品分为四类: 有希望产品、可能产品、注意产品和危险产品。
“有希望产品”如通信终端机、数据处理机、汽车零部件和时装等。韩国可用技术、价格优势大规模进入欧洲市场;
“可能产品”是指市场需求量大, 但进入市场较为困难产品, 包括家电、汽车、办公自动化器材等。由于这类产品技术成熟, 欧洲产品本身具有极大的竞争力, 韩国主要以批量生产价格来打入市场; “注意产品”是指技术含量不高、价格竞争激烈、市场需求量不大而进入障碍较小的产品, 如建筑材料、服装、玩具等, 对策是提高技术, 以质取胜; “危险产品”则是指市场需求量小, 进入市场困难的产品, 包括钢铁、造船、机电设备等, 韩国则相机行事。
二是培育市场基地。到1991 年, 已有11家韩国企业在欧洲联盟国家拥有自己的生产性子公司, 另有30 家正处在筹备和建设阶段。三星电子公司在英国、西班牙、葡萄牙设立了四家工厂; 金星公司在德国、意大利和比利时建立三家工厂; 大宇公司也在北爱尔兰、比利时和法国建立了3 个生产基地。目前韩国的前200 家大企业, 已有20% 的企业拓展进入了欧洲市场。
三是普及欧洲工业标准。欧洲的工业标准极其严格的检测制度已逐渐成为该市场的一大非关税贸易壁垒。韩国决策者认为, 与其消极地了解和适应其工业标准, 不如采取积极的态度与欧洲认证机关签订协定, 事先制定与欧洲一致的工业标准, 并在国内普及统一的欧洲标准。
四是建立欧洲物流中心。中心的成立, 可以将韩国出口欧洲各国的商品集中运送到中心, 然后再分运到各个国家。为此, 韩国运输企业与欧洲统一大市场有关部门建立了合作关系, 提供有效的集装箱联运服务。在韩国政企合作、共同努力下, 韩国对欧贸易已占据了7% 的彩电市场份额、13% 的录象机市场份额。在德国市场上, 韩国的商品从服装、儿童玩具、电子表、电视机到电子计算机, 应有尽有。韩国的大宇和现代汽车公司的产品也成功地挤进了英国、比利时、德国市场。
4、 鼓励企业海外兼并。政府把企业扩充海外投资和经营作为实施“世界化战略”的重要一环。近年来, 韩国采取“海外投资自由化措施”, 放宽了集团企业海外投资的限制, 简化审批手续, 实行更为灵活的海外融资政策和鼓励高新技术企业投资活动的政策。在这种良好环境下, 韩国企业把海外兼并作为竞争时代的一种“生存战略”, 以获取尖端先进技术, 取得有名品牌商标, 确保原材料稳定供应以及建立当地生产据点为目标, 不惜代价进行兼并活动。其中获取核心技术是企业共同追求的首要目标, 韩国企业认为, 按照“引进—消化—应用技术开发”的传统模式, 不但耗资大、时间长, 而且难以得到尖端技术, 采取兼并方法, 虽然一次性投资大, 但可以马上全部拿到被兼并企业正在应用的核心技术乃至专利权, 从而大大缩短技术开发周期, 这是一种花钱买时间的战略。如现代集团1994 年底以314 亿美元收购了美国G IS 公司, 在短时间内就使现代电子公司的弱项非记忆性半导体部门发生了“革新性变化”。在这种背景下, 韩国企业的海外兼并持续升温, 以大宇集团1986 年收购美国赛茅斯半导体设计公司为起点1986 年至1992 年间, 兼并海外企业46 家, 其中1991年兼并13 家, 出现了一个小高潮, 1994 年又创下兼并28 家的最高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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