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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
——丁俊发与《经济界》杂志社社长李兰的对话
访谈时间：2007年10月23日14：00-16：00，
访谈地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发展良好，但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
李兰：我们对企业家连续进行了15年的跟踪调查，发现今年宏观经济情况是全面高涨的。但是，有些学者对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预期不是很乐观，和我们调查中企业家反映的状况差异很大。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您是怎样看待当前的宏观形势的?
丁俊发：从经济上看，我认为十七大描绘的景象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党中央的确是站在全球、全局来观察与研究问题的。但具体的实施还要靠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和企业家来积极运作。从今年的宏观指标和总体情况来讲，大体形势还是不错的。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我认为一个突出的问题还是结构性问题。如消费、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发展拉动的结构性问题;一产、二产、三产的结构性问题，以及一产、二产、三产内部的结构问题;工业、农业、服务业产品结构问题;东部、中部、西部的区域经济结构问题;城市和农村的结构问题。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结构问题;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结构问题;国内与国际市场的结构问题等等，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结构问题。所以，我认为，经济与社会领域中存在的结构不合理，是许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根本原因，实现结构调整、结构优化，现存的很多问题就容易解决。但结构的优化调整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李兰：在结构性问题的调整上，我们要遵循什么样的规则呢?
丁俊发：第一，要跟随科学发展观的思路，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可持续发展。第二，一定要讲规律，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必须要遵守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个人意志不要去超越客观经济规律。
中国现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还没有完全制度化，市场经济的一些规律不能正常起作用，政府只能加强宏观调控的力度。另外，旧制度的惯性作用也不利于我们完全遵循市场规律。所以，我非常同意胡锦涛同志讲的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现在我们的思想并没有完全解放。改革、发展、稳定的空间还很大，机遇还很多。
中国消费力不足，应提高消费拉动GDP增长
李兰：除了结构性问题，您认为当前经济发展中还存在哪些深层次问题呢?
丁俊发：拉动GDP增长主要是要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这几年投资过热，消费偏冷，外贸顺差过大。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证明，消费是拉动经济发展最稳定、最长久、最可持续的因素。我不反对在经济高速发展时加大投资力度，出现贸易顺差也是一种正常现象。但很少有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像中国那样投资率如此高，消费率如此低，比如日本在工业化时期，资本形成率最高为34%，最终消费率为60%。这一问题反映了长期以来“重生产、轻流通”的一种烙印，大家观念上还是过多注重生产力，忽视消费力。现在的问题就集中在怎么样才能够转变人们的观念，正确处理消费、投资、出口的关系，促进消费，加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力度。
李兰：这其中是不是小农意识在起作用?企业没有考虑外部环境的变化，只重生产?
丁俊发：对，在这个问题上观念的作用是很明显的，重生产轻流通的观念根深蒂固。另外，有好多体制性因素在推波助澜。比如考核地方官员的政绩是GDP挂帅，地方官员就注重投资，搞大项目，使得非经济现象往往在左右经济的发展。
面对消费偏冷的局面，我主张提高消费力，下一步要把增加消费作为一个战略重点来完成。这几年我们也一直在提倡提高消费率，可消费却不升反降。中国很长时间里最终消费率一直在60%左右徘徊，而全球目前平均最终消费率为89%，中国的最终消费率从1990年以来逐年下降，到2006年降到了50%，是历史的最低点。
李兰：那消费力又该如何来解释?
丁俊发：讲消费有三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形成最终消费率和资本形成率，二者加在一起是国内消费总和。第二个概念是讲消费需求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第三个概念是消费需求对GDP的拉动力。消费的贡献率：1991年为65.1%，1996年为60.1%，2001年为50%，2006年下降到38.9%，而全球平均为70%。对GDP的拉动力从2001年开始，已低于投资需求的拉动力。这说明我们现阶段的消费力相对较低、较弱。
资本形成率是指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1990年的资本形成率是34.9%，2005年和2006年都是42.7%，而全球的平均资本形成率是21%，我们比全球的平均水平高出20个百分点。和当年处在工业化高速发展时期的日本相比，最高时期的资本形成率也不到34%，这说明我们的投资力过强、过大。
发达国家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使中国出口大增。2006年，在出口总额中，外资企业占58.2%，进口总额中，外资企业占59.7%。2007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达到71.7%，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达到23.9%，出口需求拉动经济增长2.8个百分点，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这种局面根本不可能长久维持。
2006年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是38.9%，投资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达到40.7%，出口达到20.4%。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投资拉动了4.3个百分点，消费拉动4.2个百分点，出口拉动了2.2个百分点，我认为这一结构显然是不合理的，或者说极不合理。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城镇化加速，还要全面实现小康，消费、投资、出口的三者关系处理不好，不仅会影响经济发展，同样会影响改革与稳定。
李兰：那您认为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有些什么办法?
丁俊发：我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研究消费，系统提出了“消费六论”，即：改革消费体制，调整消费政策、改变消费观念、改善消费环境、培育消费热点、促进消费升级。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首先是改革消费体制。如住房分配体制、医疗体制、教育体制、领导干部配公车体制、公出报销体制等等。
第二是调整消费政策。如鼓励小轿车私有化政策、信用消费政策、个人消费税政策、禁止用公款高消费政策等等。
第三是改变消费观念。如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消费观念、先生产后生活的观念、“明天”的钱“今天”不能花的观念、重商品所有权轻商品使用权的观念、合理消费同艰苦奋斗对立起来的观念等等。
第四是改善消费环境。首要的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把住房、看病、教育难“三座大上”搬掉，让老百姓无后顾之忧。如果说这叫软消费环境的话，还要改善硬消费环境，如道路、水、电、气，商业业态与布局，服务业态与布局等等。
第五是培育消费热点。如住房消费、小轿车消费、家用电器与通讯消费、旅游消费、家政服务消费、文化体育娱乐消费等等。
第六是促进消费升级。城市从千元级向万元级与十万元级推进，农村从百元级向千元级与万元级推进。但消费升级的关键是收入的增长，而中国城乡家庭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大大低于GDP的增长速度，我认为是不妥的。特别要加大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降低基尼系数。
李兰：但是这些年我们的主旋律都是在说节约，在人们生活中很少提消费。您是如何看待二者之间相互关系的?
丁俊发：我认为，应当提倡鼓励消费，反对浪费，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中国早已进入买方时代，产品供大于求，如不鼓励消费，工农业生产的商品就会大量积压，就会出现产能过剩，就会出现大量出口。但对资源短缺的产品要提倡节约，如节水、节地、节电、节油、节木等，并不是不让大家消费，而是应该节约资源、节约能源。除此之外，作为个人，如何消费则完全由个人可支配的消费能力决定，我们不要去过多的干预。但有三种消费要反对，即毒品的白色消费、黄色消费与公款“红色”高消费。
由于收入水平不同，在中国已出现不同的消费阶层。这就要求我们的零售业态与服务业态满足不同阶层人们的消费需求。譬如百货店、超市、购物中心、品牌店、便利店、步行街等等。批发市场也要从第一代、第二代向第三代、第四代发展，实现商场化。饭店、餐饮业、家政服务业、中介服务业等都要向多元化、多样化发展。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各种消费之间也是相互配套的，我们目前还不能完全实现。比如，中国的旧货市场不发达，就会制约人们的消费更新行为，要素市场不完善，就会影响商品市场的繁荣。中国的服务业不发达，使消费的广度不够，消费是经济发展最后的落脚点，改善人民生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目的。这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李兰：那您觉得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是怎样的?比如说从明年以后，消费、投资、出口这三者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趋势，我们要警惕一些什么问题?
丁俊发：中国现在处于经济起飞阶段，总体上讲，这几年的经济发展速度还是比较稳定的，波动不大。我认为到2050年以前，中国经济保持8%左右的增速是不成问题的，但中间肯定会有一定的波幅。因为，根据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经济增长期的经验，如果中国社会比较稳定的话，达到这个速度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近几年，特别是今年，GDP的增速有点过快，但不能讲经济已经过热，只是局部有点过热。
中国从1979—2006年GDP增长了9.7%，1989—2006年增长了9.2%，2003—2006年增长了10.3%，但是我们的人均家庭收入，1979—2000年城市和农村都增长了7%， 1989—2006年城市增长了8.9%，农村增长了4.9%，2003年—2006年城市增长了9.2%，农村增长了6.2%。显然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居民的人均家庭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现在的GDP增长。这些数字反映出，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过低，我们在第一、二次分配时并没有全面关心到老百姓的收入，特别是农民的收入。把过多的钱都搞基本建设了，使老百姓并没有完全